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促进学科特色发展--艺术研究院主办“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纪实_艺研新闻_新闻时讯

新闻时讯

艺研新闻

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促进学科特色发展--艺术研究院主办“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纪实

发布时间：2019-04-03 20:01 浏览次数：次视力保护色：【字体：小大】来源：作者：图片：

2019年3月25日至29日，上海音乐学院生态音乐学团队特聘专家、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桂腾教授“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圆满结束。本次系列讲座由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主办，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民族艺术研究所承办。为期五天的讲座吸引了音乐学等专业师生及诸多音乐爱好者到场聆听。

刘桂腾教授

一、从《北方的纳努克》走起：影像民族志

3月25日晚7时，“音乐影像志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之一如期开讲，讲座由楚卓副教授主持。刘桂腾教授以影像民族志的基本范式为开篇，首先为同学们简要梳理了“民族志”“影像民族志”及“音乐影像志”的基本概念及发展史略。他强调，民族志的核心是“尊重被研究者”，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来说永远是“他者”身份。随后刘老师又介绍了田野数据采集的类型，按照记忆方式与存储介质可分为“口述”“文字”“实物”“音响”“影像”等五大类数据，并详细列举了应如何对该五类数据所涉及的信息进行记录。

在长达三小时的讲座接近尾声之时，刘老师以开创人类学社会影像记录起点的纪录片电影——《北方的纳努克》，和一部其本人的音乐影像志作品《十年间的科尔沁萨满》等两个影像片段进一步介绍民族志影片与文献纪录片，并指出“民族志影片”与“文献纪录片”之区别，前者是导演作为事实记录的影视文本；后者是调查人作为学术表达的影视文本。

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片段

剪影与数据记录方式

二、机器眼与电子耳：田野数据采集方法（摄影、录音、摄像）

3月26日，刘桂腾教授结合多年田野调查经验就田野工作的设备选择、技术方法、数据采集等方面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讲解。

（一）摄影、录音

在“摄影设备选择与技术标准”方面，刘老师就在调查过程中如何对自然环境、仪式场景、研究对象以及乐器等摄影要求进行一一介绍，并详细列出各项技术标准。例如摄影数据中有关人像的采集，应对研究对象进行正面标准像、正面全身像、侧面以及背面拍摄；而对器物的采集除正面、局部摆拍外，还应根据器物的使用方式进行动态抓拍等。

“音频设备”方面，刘老师针对不同场景的录音，根据录音设备的指向性能进行了举例说明。他指出“麦克指向特性的选取要合理，因为指向角度太小会造成拾音区小。室外录音是一定要注意使用防风设备”。

在田野工作中，如果说前期各项准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现场数据采集仅仅是第二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将采集的珍贵资料进行处理。刘老师分为“录音方法”“音频记录”等两方面进行此部分内容讲解。利用人耳的判断定位方式，主要有四种录音方法：Spaced pair(对隔开/AB)、Coincident pair(对重合/XY)、A+ORTF录音模式和仿真人头录音。

Spaced pair与A+ORTF录音模式

（二）摄像

摄像设备与技术标准，刘教授就现今仪器的“格式”“制式”“分辨率”等几项技术标准进行了简要介绍。后就仪式视频数据采集过程中注意事项进行了举例说明：拍摄时，除应从对象的动作语言行为、准备仪式、仪式正式开始和仪式结束后等种种场景、行为进行拍摄外，还要注意对室内周边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拍摄。结合自身实例，强调在拍摄时做“设计场记表”的重要性。

随后，刘老师从“数据导入”“镜头分类(仪式过程、场景，人物特写)”“分轨编辑”“技术处理”等四个方面解析关于非编等后期影像处理的知识。

摄影设备与现场拍摄练习

于涛老师与刘桂腾老师交流

三、舍伯吐的三岔口：影像记录与呈现中的“反身性”

3月27日上午9时，系列讲座之第四讲在广西民族音乐博物馆开讲。该讲是刘桂腾教授田野调查亲身经历的延伸。以其取自同一段田野调查素材，中间却相隔十年时间制作的两段影片为引，告诫民族音乐工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切勿加入主观意愿、刻板印象，杜绝“反身性”。

何为“反身性”？即参入者的思维与参入情景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彼此无法独立。反身性理论最早由社会学家William Thomas提出，后由同为社会学家的Robert Merton完善。在社会科学领域，简单说“反身性”就是研究对象受到研究者自身的影响。同理，音乐学家的思维影响了其研究对象，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彼此相互作用，无法独立。因而，我们采集到的田野数据以及由此形成的音乐民族志文本，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他者)产物。

音乐影像志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反身性”，从现场的一度作业“摄录”中便会显现出来，譬如摄像师的取景(远近、长短、角度)。而在二度作业“非编”中则更为明显，譬如在调查人掌控下，剪辑师的操作(剪辑、合成，各种滤镜、特技的使用)。

调查人的田野行动，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都要受到本己文化观念的影响。因为，调查人与文化持有者往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在那里，不同族群、性别、年龄、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及装束、工具、言谈举止等因素相互作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干扰和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在最终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调查人往往使用本己文化的语言描述和阐释异文化中人们的行为。当我们在田野现场采录数据或识读一份影像志历史档案时，必须充分意识到隐匿其中的“反身性”。

近年来，人类学一直在热议“反身性”问题，亦即研究者自身在民族志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并非一个完全置身度外的观察家。由“反身性”推及“共谋说”，涉及了田野作业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关系，颠覆了传统民族志关于“客观性”的执念，反映出人们对当代民族志知识生产方式的某种看法。刘桂腾老师表示，马库斯的“共谋说”在中国非遗保护的实践中被某些学者滥用，催化了局外人主观性的无限膨胀，侵害了文化持有者的权益。我们承认民族志知识生产具有反身性，并非放弃追求客观性的原则。反身性不应成为编造“传统”的遮羞布和异化他者文化的挡箭牌。当下，非遣保护制度下泛滥着大量地方官员、学者、商人与文化持有者“共谋”的所谓传统文化，其实只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产物。

毋庸置疑，民族志知识生产具有反身性。但是，我们承认民族志知识生产具有反身性，并不等于放任主观介入可以无限膨胀。尤其是以文献级书写为学术目标的音乐民族志文本，反身性的存在不应是一种“主观故意”,研究者应尽最大可能去克服反身性的负效应。由此，我们才有可能呈现出一份更加接近客观事实的音乐民族志。

该讲更多意义上是刘桂腾老师田野作业的反思，刘老师告诫在场学生“镜头是学者的眼睛”，应该忠实坦诚地展示研究对象地生活、记录他们的思想，不虚假，不造作。记录音乐，还原音乐生活，保存音乐文化遗产是音乐影像志的基本功能。追求相对意义上能够客观反映现实的工具。因而，“真实”是音乐影像志的生命线，音乐影像志的真实性来源于本学科的专业性。

四、新类他者：非遗语境下的田野调查对象

3月28日下午3时，系列讲座进行到最后一场课堂讲学，本场讲座是刘桂腾教授将理论与田野紧密结合的重要体现，围绕以下三个观点展开：“保罗·拉比诺和他的资讯人”“游走于本已文化内外的传承人”以及“如何与新类他者打交道”。

新类他者(游走于本己文化内/外的传承人)以及他们的音乐，与居于相对封闭聚落里保守的前辈不同，除了具有“局内人”的传统文脉外，还参照了“局外人”对本己文化的认知，他们是游走于本已文化内外的传承人。本场刘老师以阿坝州理县蒲溪乡“羌族释比响器调查”为案例，通过音乐民族志的实地调查、影像叙事等过程，了解和掌握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新时期音乐人类学研究对象新类他者的社会特征和应对之策。

讲座结束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蒋燮博士就本场讲座进行总结发言，蒋老师谈到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全球化、地方性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突破接口？他认为刘教授的讲座从“音乐的传承关系和国家的文化政策”“权利博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以及“新类他者”等四方面解答了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其实在全球化和地方性的连接中我们可以有三个分析的维度，一个是国家，另外一个是社会，还有一个就是个人。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意义之网，处于这个意义之网上的每个节点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国家在其中拥有选择和认可地方知识可否成为某种象征符号的权威。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就成为了我们现在后非遗时期一种典型的趋向，也使得当前围绕地方性知识，代表性符号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各种言说，更具了时代价值和当代观念”。

蒋燮老师总结发言

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凌晨博士表示“我们要做好人类学学科理论方法，以此来延展我们自身（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不管是对于年轻的学者还是前辈们来说，今后的道路都是任重道远的”。

凌晨老师发表感言

讲座合影

五、实地调查——广西灵山县烟墩大鼓

3月29日，系列讲座把讲学地点从教室搬到了实地——灵山县烟墩镇，对广西大鼓音乐之一“烟墩大鼓”进行实地考察。

刘老师实地指导·楚卓拍摄

实地调查第一站便直奔烟墩大鼓制作间，参观烟墩大鼓制作流程。从鼓身选材到木头刨制；从牛皮浸泡到精心打磨，变身鼓面；从部件拼装到响鼓调音。同学们一面跟随烟墩大鼓艺人观看制作步骤，一面不忘向刘桂腾老师请教拍摄技巧，打铁要趁热，尽可能将前几日的理论学习运用到实践中。在此刘桂腾老师布置下了第一道摄影题——“烟墩印象”。